我与外教的两次拥抱

时光闪回到十四年前的1998年，那一年秋天，我成了英语专业的一名新生。对于英语，除了初中和高中的考试内容之外我一无所知；对于外国人，我向来都是“敬而远之”，只敢远远地看着，只要人家朝我看过来或笑一下，我会吓得转身就跑。从没想过有一天能和他们面对面地坐下，轻松从容地聊天、交流。可这一切，随着南希的到来变成了现实，也成为了我一生永藏心底的温暖记忆。

南希·摩尔（Nancy Morel），加拿大人，当时五十多岁，齐耳的金黄色短发和纯真灿烂的笑容是她的标志。我们入学后便听说她在学校已经教了好几年，这次的合约可能快到期了，但却没有想到我们是她在中国教的最后一届学生。刚入学不久，我们便被学长告知分成几个小组晚上去南希家 “Free Talk”，我们七个人成了第一小组。去外教公寓的路上，虽然学长不停地给我们讲南希有多么热情、友善，我的心还是七上八下地直打鼓，真不知道到那儿该说些什么，怎么说。

学长敲门的时候，我的心剧烈地碰撞着，似乎一会儿会见到什么妖魔鬼怪。门开了，南希满脸笑容亲切地问候我们，她说得非常慢，也非常简单，就是 “Hello”, “How are you?”, “Nice to meet you.” ,“Welcome”这些初中生都会回答的问候语。但和学长交流的时候，她的语速明显加快，学长却应对自如，把我们羡慕的呀！看着她们轻松自然的交流，我的一颗忐忑的心瞬间安定了下来。是呀，还有什么可紧张拘束的呢？一杯热茶，一张笑脸，最难能可贵的是一颗为他人着想的体贴的心，让我们的生活拥有了一种全新的体验。

从此，“Free Talk”成了我们和南希之间固定的交流方式。我们天南海北不限话题，热烈地交流着中西文化。除了面对面地聊天，我们还在南希家做菜做饭，然后她和我们一起享用那些半生不熟、多盐焦糊的“美食”。有一次，我问南希喜欢中国饭菜吗，南希盯着我表情严肃地说: “If I said NO, what will you do?”说实话，我当时真是有点儿懵了，以我当时的口语水平，我能怎样，干脆就是张口结舌，一个词也说不出来。还没等我回过神儿来，南希扑哧一声笑了，解释说她来中国好几年了，这个问题被问了有上百遍了，但她还是要说她喜欢中国的饭菜，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口味和感觉，并谢谢我再次问到这个令她愉快的问题。最后拍着我的肩膀说: “I was joking just now. Take it easy, Emma.”我这才笑着长舒了一口气。瞧，这个调皮可爱的南希！

南希教我们口语，她上起课来非常认真，经常给我们发小卡片，给我们分组，让我们记录讨论心得。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这些卡片和记录，还有那段难忘的岁月。在她的课上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开口说话，课堂气氛轻松热烈。她还特意在教室挂了一幅写着 “Speak in English”的条幅来督促我们练习口语。

新鲜忙碌的一个学期很快过去了，期末的口语考试南希让我们两人一组做对话，然后轮流进教室展示。虽然已经演练了几十遍，可是快轮到我们组的时候，我还是紧张得不行，潜在的不自信又跑出来捣乱啦。进教室后，南希问候我们，我却一声没吭。她又问可以开始了吗，我只觉得耳朵嗡嗡地响，听到的只有咚咚咚的心跳声。惨啦，这次肯定完不成任务啦！我颤抖地说: “Nancy, sorry. I’m afraid I am too nervous to know what I’m going to say.”这时，南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笑着说: “Take it easy, Emma. May I give you a hug?”说着她向我张开了双臂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 “hug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于是迷茫地站在那儿看着她，又低头把自己扫视了一遍看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。那一分钟真是尴尬呀！南希一直张开着双臂，面带笑容地站在那里。还是我的搭档提醒了我，小声说她是不是要拥抱你呀。天哪，我的脑袋如破冰般终于开窍啦！红着脸，眼含泪水，我张开双臂奔向南希温暖宽厚的怀抱。她拍着我的肩膀说: “Now, Emma, be confident. I have passed my trust and power to you.”

自信，是我当时最缺少的东西。我不能不说南希的话和拥抱给予了我力量，让我变得勇敢。第二学期的口语考试是到班级的讲台前做演讲，南希和同学们在下面听，当场打分。这次的要求很高，虽然话题不限，却要求大家有板书，有图表或是数据，最后还有问答环节。大家都很认真地准备，我也不例外。那一段时间天天去图书馆查资料。那时候不比现在网络发达，要什么信息上网一搜就能搞定。那时要查些资料只能去图书馆，有时一查就是一个晚上，况且英文原版书刊更是少得可怜。这样查了一周后，终于敲定以“献血”为主题完成这次演讲。我做了几张掌心大小的卡片，上面写着一些关键词和数据，以备需要时提醒自己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下午，大家都早早地到了教室，忙着准备自己的演讲，气氛紧张而压抑。南希进来时装作很惊讶，她带着外国人特有的夸张表情和语调说你们怎么能来这么早呢，一会儿要是你们都打满分我可怎么办呢？一边说一边用手揉太阳穴表示为难。大家一下子就被逗乐了，紧张压抑的空气顿时缓解了不少。

考试终于开始了。谁先来呢？南希问了三遍 “Any volunteer?”下面仍然是一片寂静。大家都低着头，几十人的教室鸦雀无声，让人感到窒息。大家心里都盼着“救世主”的出现以结束这让人难堪的尴尬。我抬头看了一下南希，没想到她也正微笑地看着我。四目相对的一刻，我分明读懂了南希眼神的含义，那是一种带着鼓励和信任的期盼。我的耳畔响起了一句话: “Be confident, Emma. I have passed my power and trust to you.”没什么可犹豫的了，我坚定地站了起来走向讲台。大家齐刷刷地抬起了头，表情里交织着如释重负和敬佩。带着自信和从容，我出色地完成了这次演讲。最后，南希问我自己献过血没有，我坦言没有。并告诉她，刚进大学的时候学校组织献血，我去了，排了半天队，结果医生说我体重轻（那时不到90斤），还有点贫血，所以没让我献。为这事我还难过了一下午，但我还是和同学一起去给献血的同学买了补品。南希让我加强锻炼，告诉我自己身体好了，也可以把血液留给有需要的人，这也是一种奉献。这次考试我得到了满分10分。当掌声响起，我和南希的目光再次交汇时，我用眼睛告诉她: “Thanks, Nancy.  I’m confident and powerful now. ”

南希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在她的心里，世界应该是一个大家庭。没有战火，没有歧视，也没有饥饿。1999年5月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了我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，致我使馆三名工作人员遇难。全国人民愤怒了！我们全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，我也参加了。那种悲愤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第二天早上，南希在给我们上课前，红着眼睛向大家致歉。南希说她没想到她的国家会参与这样的行为，她感到羞愧，并为遇难的中国同胞做了祷告。坦白地说，那时我们的心里除了愤怒还是愤怒，可是我们接受了南希的道歉。那双湛蓝色的眼睛告诉我们，虽然肤色不同，种族各异，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——和平。

南希是孤独的，来来往往总是形单影只。有次我们谈起各自的family，我问她的家人是不是都住在多伦多，南希说是的，但她的家人只有父母和哥哥。我们好奇地看着她，她显然知道我们想问什么，于是幽幽地说，她年轻的时候谈过一次恋爱，可后来两人分手了。南希此后再没遇到让她心动的人，她说已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上帝。

1999年7月，南希的合约到期了。那天中午下课后，同学们都没顾上去食堂吃饭，大家一起来到外教公寓给南希送行。南希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，我知道她是不想把悲伤留给我们。当南希走到我的面前，她伸出手，我却张开了双臂。 “Nancy, may I give you a hug?”南希灿然一笑，我们再次紧紧拥抱。我问南希: “Shall I return your power and trust to you?”南希摇摇头说: “No, they are yours.  No one can take them away any more. ”南希走了，我们唱着《祝你平安》目送南希的车缓缓驶过。在前面不远的路口，车停了下来。南希从车窗伸出手向我们做了一个“V”的手势，就在那一刹那，我的泪水像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。我在心里默念着：“再见，南希！”

有人说时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赛跑者，没有人能留得住她的脚步。十四年的时间就这样匆匆逝去。现在我已在高校当了近十年的英语教师。对于我的学生，我从没给过任何人拥抱，这恐怕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吧。我想如果我像南希当年拥抱我那样去拥抱我的学生，他们肯定会被吓着的。但是，我也用不同的方式像南希一样继续把我的 “Power and Trust”传递给我的学生，并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个 “Powerful and Confident Man”。

南希，你现在好吗？我期待着我们的第三次拥抱。

图一：我们七人小组在南希家做Free talk时的合影。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。

图二：当年演讲时做的小卡片

图三：那次演讲的成绩单